抚顺大官屯窑出土的鸡腿坛（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山西怀仁县鹅毛口村古怀仁窑址出土的鸡腿瓶（陕西省博物馆展出）
在辽宁省博物馆辽金展厅，有几件抚顺出土的瓷器吸引很多人注意。这些瓷器出土于抚顺大官屯窑址，属于金代文物。其中有一件灰绿釉鸡腿坛格外奇特，这件文物瓶身修长，胎质较粗，釉色阴暗，粗硬厚重，肩腹部有凸旋纹。目测高约50厘米左右，口径约6厘米左右。
鸡腿坛，是一种造型独特的盛装品，因小口，细长身，周身又饰多道弦纹，其形状很像鸡腿而得名。这类器物有大小之别，大者为坛，小者为瓶，便于游牧民族马上携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是辽金时代所流行的典型器物之一。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鸡腿坛，除标注是在抚顺大官屯窑出土外，没有介绍此文物出土时间、环境等相关信息。不过，提到抚顺大官屯窑，人们也许不会陌生。金代大官屯窑在今大官屯火车站东南，紧靠发电厂，这里曾出土大量品种的金代陶瓷。从出土的陶瓷器来看，大官屯窑烧制的陶瓷，造型古朴，釉色单调，多为质地结识耐用的日用粗瓷，尤以黑釉瓷器为最多。大官屯窑是金代前期东北地区除辽阳冮窑之外，最主要的窑厂。《中国通史》记载，抚顺大官屯窑“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抚顺煤矿最初发现及采掘之时代渺不可考，但据各处所掘获之陶器及旧窑与废坑存在之状况以观，更参合土人之传述，殆可信为高（句）丽人所营事业采掘煤炭以供烧窑原料者也，及至蒙古崛起。”[1]可以肯定，金代的大官屯窑是抚顺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简单地说，黏土烧至700摄氏度可成为陶器能盛水；瓷土烧至1230摄氏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陶与瓷或可以简单理解为“泥土”烧制过程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结果。
那么，抚顺的陶瓷制造是从何时兴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抚顺的考古成果中探寻答案。
新石器时代：2001年，抚顺考古工作者在新宾南屯洞穴遗址就曾发掘出几个筒形罐，筒形罐为夹滑石红褐陶和黑褐陶，专家认定这些筒形罐属于辽东腹地太子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抚顺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制器物，距今约5000年左右。
商代：1975年，抚顺市博物馆在本地区先后发现了伴存商代青铜环首刀、以夹砂红褐陶三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址。这一类型遗址主要分布在浑河及其支流苏子河、东洲河、太子河两岸，浑河北岸的河北、前甸、碾盘和高湾一带。陶器种类较多，以三足器最为发达，有鼎、鬲、甑、壶、罐、碗、盆等。
春秋战国：在抚顺小青岛遗址，考古工作者采集到夹砂红褐、夹砂黑褐、夹砂灰褐及灰色、灰黑褐陶器残片。器型以附设环耳为主，板耳、桥状耳次之，以罐、壶、钵等平底陶器为主。据考证，遗址上限为春秋早中期，下限为战国中期。
西汉：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李石寨刘尔屯村东，发现五座西汉墓。现场发掘出陶壶、陶罐等器物。在2号墓中出土了瓮、罐、壶等。均为泥质灰陶，轮制而成。
考古所见，抚顺地区的陶器制造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开始了，后一直发展并延续至现代。但是，那时的陶器远未形成产业化。因为陶瓷制造只有在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交流、交换之后才可称其为产业。陶器制造产业化，是一座城市手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那么，抚顺陶瓷制造何时才开始步入产业化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两个时期值得注意：分别是汉代和魏晋时代。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玄菟郡内迁至抚顺地区。据专家考证，玄菟郡，有居民4.5万多户、22万多口人，下辖3个县，部分辖区在今辽宁境内。考古工作者在抚顺地区先后发现了刘尔屯西汉墓，小甲邦东汉墓群，中央路东汉墓等，这些汉墓都出土大量陶器制品。但这一时期陶器制造是否已经形成产业化，目前还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魏晋时代，是高句丽地方政权较为兴盛的时期。高句丽民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手工业生产门类齐全，产品种类很多并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冶铁、铁器制造、金银铜器制作、纺织、陶瓷、砖瓦、武器制造、玉器加工等都有一定的水平。”[2]当时居住在抚顺的高句丽人在此修筑了新城（高尔山山城）。1956年、198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抚顺高尔山古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采集到不少同时期的遗物。
另外，上世纪60年代，在抚顺前屯M13封土石室墓和抚顺洼浑木M2封土石室墓中，先后出土了土茶绿釉陶罐和黄釉陶罐。[3]2000年11月开始，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与抚顺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抚顺市高句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也曾出土釉陶片、泥质灰陶片、板瓦、筒瓦等典型高句丽遗物。这些釉陶器具有北方民族的特点，大多是仿照中原汉晋以来陶器样式制造的，“他们的制造和流行时间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同类器物的某些部位有一定的变化，表现出年代的特点，同时也有地域性的差异。”[4]
新城是高句丽地方政权的西部边防重镇，从出土的瓦当、筒瓦来看，很多都是模制，并且火候较高，考虑到新城建成规模，说明当时产量较大。有专家认为，居住在抚顺的高句丽人已经掌握了采用煤炭作为燃料烧制陶制品。但是否能认定当时抚顺地区陶瓷制造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由于没有同一时期的窑址发现，仍难以做出判断。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辽金时期，抚顺陶瓷制造有了新的变化。公元945年左右，辽代贵族察割攻打山西代县、忻县，并俘获大量汉人来到浑河两岸，还修筑了贵德州城。我们都知道，山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可谓“三晋故土，物阜民丰”。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使用地区广泛，一直窑火炽烈。唐宋辽金元时期的山西古陶瓷别具一格，地方特色鲜明。契丹人攻伐代、忻二县，必先下怀仁而取之。而怀仁的窑业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到辽金时期，怀仁陶瓷就已经技冠北方。这里生产的瓷器就已经覆盖了周边地区，随着驼队进入茫茫大漠。在察割所俘获的汉人中，应不乏技艺超群的窑工。他们的到来，应为当地窑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3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村古怀仁窑址调查时，在窑址的堆积层中采集到一件褐绿釉鸡腿瓶。这只鸡腿瓶高41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10.5厘米，认定为金代器物。这只鸡腿瓶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抚顺大官屯窑出土的鸡腿坛应属统一类型器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是汉人工匠进入抚顺地区后，提升了这一地区陶瓷制造的整体水平。
日本人拍摄的抚顺古窑发掘现场
抚顺大官屯窑址
金代的大官屯窑是在辽代窑址上完善并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盘踞抚顺时，大量掠夺性开发抚顺煤炭资源，有机会率先发现了抚顺地下古迹遗址，并对抚顺多处遗址进行发掘，获得大量第一手信息。
这几年，笔者在日本各大图书馆网站获取不少金代抚顺窑址出土的陶瓷器物图文资料。从这些资料上来看，当年日本人在抚顺发掘出壶、罐、瓶、碗、盘等。大官屯窑瓷器的特点是，釉色有黑、白、酱、茶色釉等。为适应东北地区半农半牧民族生活的需要，这时烧造的碗、盘、罐、 枕、鸡腿坛等均为辽瓷风格，辽代流行的皮囊壶、鸡冠壶类此时已不再烧造，日常生活器皿的造型多宽而矮，放罝平稳。罐有双耳罐、三耳罐、四耳罐等，鸡腿坛形制更为修长，底部圈足足沿较高。
金代大官屯窑烧制的器物除生活必需品外，还有一些情趣化的小件器物。如小动物、陶哨之类的儿童玩具，线条明快，富有生活气息。这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这与金代初期一系列发展政策有关。
金太宗时期，金兵攻宋取得阶段性胜利。大宗提出要“务本业”和“抑游手”，“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5]促进农业发展。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和汲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金初采取“实内地”的政策，即把中原地区大批的汉人、契丹人迁往东北，这些措施显然对金代陶瓷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有专家考证，在大官屯以南地区，本来有煤苗裸露在外，煤层距地面浅处，破土可得。加之此地的土质也极好，确是发展窑业的大好基地。所以，这里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以烧制瓷器为业的手工业者。而金王朝又一直采取了鼓励、支持民间经营窑业的政策，在金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大官屯制瓷业不断发展，日益兴旺。结果不仅出现了密集的瓷窑群，成为规模较大的瓷器产地，而且形成了兴盛的制陶街。[6]
关于抚顺窑业发展的研究，以前著述不多。如前所述，由于日本人盘踞抚顺时疯狂盗采煤炭，古窑址悉数被毁，后人对抚顺窑业发展历史的探究变得相对困难。根据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曾在古城子、杨柏河口、旧松田桥、老虎台等地挖掘出大量陶瓷器物，而有些挖掘信息并未全部被抚顺考古学者所掌握。抚顺窑业的发展水平及地区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抚顺松田桥外出土的白釉古陶器（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大官屯窑址出土的素烧土器[中为在老虎台出土]（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杨柏堡河边出土的素烧土器（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松田桥北发现的陶器制品（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发现的古陶器（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松田桥外出土的釉壶（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发现的古陶小玩具（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发现的古陶器（日本图书馆采集）
抚顺古城子发现的四耳黑釉瓷瓶（日本图书馆采集）
注释：
[1]《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第97期）
[2]《高句丽研究史》（耿铁华，李乐营主编）
[3]《考古》（1964年第10期 P529-532）
[4]《高句丽考古研究》（耿铁华著）
[5]《金史》（本纪第三•太宗）
[6]《抚顺编年史》（傅波、曹德全主编）
责编：花花
来源：抚顺七千年
